从首尔到台北，从东京到新加坡，东亚各地的生育率正在持续下滑，普遍逼近甚至跌破1这一水平，逐步进入所谓的“超低生育陷阱”。这也被一些人形象地称为一场“人口消亡赛”，各个社会在比谁下降得更快。
表面上看，问题似乎出在养孩子太贵，但更深层的原因并不只是成本，而是整个社会运行逻辑发生了变化。东亚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展中形成了一种高度竞争的环境，教育、住房、职业晋升都被纳入同一套竞争体系中，而生育也被卷入其中。
在这种环境下，生孩子不再只是家庭选择，而更像一项高投入的长期项目。父母不仅要承担住房压力，还要为孩子的教育、培训和未来发展投入大量资源。孩子被当作一个需要持续投入的“项目”，而不是单纯的家庭成员。这种模式直接抬高了生育的成本，也放大了风险。
与此同时，现代社会的福利体系削弱了传统的“养儿防老”功能。过去生育带来的回报正在减少，而养育成本却不断上升。当收益下降、成本上升时，个体自然会做出更谨慎的选择。
在这种情况下，不结婚或选择不生育，开始变成一种理性的结果，而不是个别现象。所谓“双薪无子女”家庭的增加，本质上就是对现实环境的一种适应。
即便各国政府不断提高补贴，推出各种鼓励生育的政策，效果依然有限。原因在于，这些政策更多是在补贴成本，却没有改变整个社会结构中的竞争逻辑。只要教育焦虑、职场压力和生活成本没有实质性缓解，生育意愿就很难真正回升。
东亚低生育的问题还涉及家庭分工和职场制度。很多东亚社会仍然沿用较为传统的性别角色分配，但与此同时，女性受教育程度和就业参与度已经大幅提升，这种不匹配进一步增加了生育的隐性成本。
因此，这场生育危机并不是简单的经济问题，而是社会契约出现了裂缝。个人的生活选择，与社会运行方式之间出现了明显的不协调。
如果这种趋势持续下去，东亚社会将面临劳动力萎缩、老龄化加速以及经济增长放缓等一系列连锁反应。而要真正扭转局面，仅靠补贴远远不够，更关键的是重新调整社会结构，让个体在生育问题上不再承受过高的压力。
换句话说，东亚面临的不是“要不要多生孩子”的问题，而是“在什么样的社会条件下，人们才愿意生孩子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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